研讨会主题发言 | 黄盈盈：代跋——会议的性政治（上）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黄盈盈老师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黄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黄盈盈. 代跋：会议的性政治.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上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259-286.
一个略经修改的版本发表于：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01-228.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上篇。下篇请见今日另一则推送。
开
讲
* 谨以此文致谢所有的参会者
以及性研究的支持者
在参会与办会的间隙，我开始梳理我的办会经历，并思考办会的政治，以及会议作为性/别故事的生产与展演空间的意义。
我从研究生开始，借助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平台，跟着潘绥铭老师参与各类性研究会议的策划与会务安排工作。2007年正式进入人大，恰逢新一轮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加大了对提升中国性研究能力的支持，因此我们科研之外的实践活动，从规模与形式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也开始更加有意识地策划“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以及“性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讨班。直至今日，已经举办了六次国际会议，八届研讨班，中间还穿插了各类小型主题讨论会。办会，是我学术生活中的日常。
办会辛苦、繁琐、且容易得罪人。不仅可能被审查部门请喝茶，还可能被资助方请喝咖啡，还有师友熟人的人情面子（是的，开学术会、参加研讨班也有人情世故）；而且对于学者来说，会务“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我乐意为之。在我看来，这是重要的田野现场，也是重要的学术实践；不仅促使我更为切身地体察性/别领域的变化及多彩呈现，也多少有一份亲历历史、参与变革的动力与自豪。此外，还有窥探台前幕后各类八卦的恶趣味。会议，绝对不是简单地作为信息交流与成果发布的一种形式，更不（应）是为了花钱而举办，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话语的生产实践，记载且创造着某类历史。作为学术制度的一部分，与评审、评估等活动类似，会议本身就应该被作为分析的对象，检视其在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Brenneis，1999；2009）。大到会议主旨的思考，小到研讨会时间与地点的确定，兴奋与焦虑共存，反思与行动并进。对于具有某种禁忌色彩的性/别议题来说，对于各类性/别边缘主体可以竞相登场的重要聚会场合，此类会议，对于我以及大部分国内性/别圈子的人而言，更是具有了某种狂欢的性质。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些研讨会？试图对话于什么？研讨会在怎样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之下举办？本身又体现了怎样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我们运用怎样的办会策略来展开对话，并应对可能的阻碍？我们如何与圈外的各方人员（资助方、政府及学校管理者、财务报销人员、酒店经理、学校会议中心的服务人员等等）打交道？又基于什么考虑邀请圈内的主讲嘉宾、筛选摘要、安排日程？办会的动力是什么，张力又有哪些？挑战是什么，前景又如何？十余年的时间，会议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实践，反映且促生了性/别领域的哪些变化，投射且构成怎样的社会变迁，又如何印刻了我自己作为办会者的某段人生轨迹，包括情感卷入、学习与反思的心路历程？会议，又可以如何更为积极地发挥其作为（新）性故事的生产空间的意义，甚至如普拉莫所言，能够促进更好的生活世界的生成（Plummer,1995）？
这一系列问题激发了我把“办会”作为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的兴趣，对会议所体现的性/别生态与历史、所蕴含的性政治的兴趣，也直接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动力。只是，我在此不会一一回答所有的问题，而是择其二三进行分析与回应。我将更为聚焦地分析在不断变迁的背景之下，我们试图与之对话的社会与学术生态的特点及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会议的具体策划；同时，会议又如何在知识话语的层面强化或者促生新的性/别生态。
1
2007 年之前的性话语：
讨论的起点与补充
（*之所以选择2007 年，不是因为2007 是一个重要的性变化的时点，而首先是因为本书的写作，主要关注最近10 来年的变化。之前的观察与分析，已有过分析，具体可见黄盈盈，2008；潘绥铭、黄盈盈，2008。07 年，也是潘老师已经开展性社会学研究20 余年；就我个人而言，是我留校正式进入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时间点。）
八十年代以来的性研究是在文革时期对性的高度政治化以及话语层面的“无性文化”的基础上起步的（潘绥铭、黄盈盈，2008）。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伴随着社会层面的迅速变迁——包括单位制的解体与社会控制的下降、居住环境的改变、社会流动的增加、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婚姻法和独身子女政策的实施（及新近的二胎政策）等因素，中国人的“性”无论在行为、关系还是观念层面，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围绕着性与婚姻、家庭、性别、生育等基本生活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构成的初级生活圈发生了大的变革（潘绥铭，2003，2008；潘绥铭、黄盈盈，2008，2013）。
与此相随，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要流行着四类性话语（ 黄盈盈，2005/2008）。对这些话语的分析，也构成了我对于07 年之前性研究的状况以及对话生态的基本判断。在性话题越来越聚焦、争论越来越突显却又窄化的今天，重新回顾当年的对话生态是有意义的，也可以以此为基点来分析近年来对话语境的变迁与延续。
第一类占据统治地位的话语来自医学和性科学领域。延续着20世纪初从西方（经由日本）传进来的性学话语（sexology），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性科学研究又重新开始占据显要地位。突出的例子是阮芳赋于1985年出版的奠基之作《性知识手册》，以及吴阶平的《性医学》。医学话语受到了多种主体的推动：性科学家、医生、性教育工作者，以及商家。起初，作为反对新中国早期“无性文化”的一个工具，这种话语被认为体现了一种看待性的健康和积极的态度（比如80年代对于自慰、性教育的讨论）。不过，这类话语带有强烈的科学化与医学化特点，如今则进一步与商业化联手，构成了“性学”的主要话语成分。
还有一类医学话语需要单独列出，这就是性的艾滋病化。自2000年以来，艾滋病的流行以大量的资金为动力，极大地拓展了“性”的空间。不过，以艾滋病为切入点同样使“性”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即将“性”和身体病理学化，把它们刻画成因为受到疾病和紊乱状态的干扰从而需要接受“治疗”的东西。而不是从幸福安康（wellbeing）的角度看问题，所关注的往往是“性”所造成的“危险”和“风险”。
第二类话语关心的是女性的身体和“性”所处的从属、被压迫的地位，更多的是女性研究对“性”保持的缄默。这类话语的主体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尽管这类研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但它们倾向于将女性刻画成“受害者”，缺乏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表现女性的自主权和“性”。但整体而言，这类话语在07年（甚至是2010年）之前，比较零散且弱势。
第三类流行话语与性革命有关。这类话语由学者和大众媒体推动，体现在多个方面：（1）观念上的变化，从性的唯生殖目的论逐渐向性的快乐主义转变；（2）个体性行为实践和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3）大众舆论及学术界就与性相关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以及新术语和新概念的相应增多；（4）女性之“性”发生的变化，例如，对“性”所持的更加积极的态度，多样化的性行为实践，以及日益提高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比率；也包括多元性别的日益显见。（潘绥铭，2008）不过，在大众媒体中，性革命话语常常遭到歪曲，被描绘成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性的天堂”，是鼓吹无限度的个体“自由”，或者说已经完全“西方化了”。近些年来，这些歪曲增加了大众对性革命的抵触心理。
第四类话语强调的是“洁身自好”，以作为对第三类话语以及所涉及“性开放”的抵制。在这类话语倡导者的想象中，中国在性态度、行为和实践方面已经“西方化”了。为此，他们主张恢复“传统”，以此来抵制“西方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在针对中国青少年开展的性健康和教育项目中，这类口号体现得极其明显。它强调的是行为端正的“传统”意识形态，主张避免“不成熟的”爱情和性行为，提倡自尊自爱、自我保护，尤其是针对女孩子。同样道理，为了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某些团体宣扬ABC政策（禁欲、忠贞和使用安全套；abstinence, be faithful and condom use），主张通过道德对“性”进行管制。
总体而言，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于性的讨论以及有关性教育的项目并非禁忌，但是也远非作为医学化背景下的“性学”这一个脉络可以涵盖。更为重要的是审视研究者和项目的实施者从哪个角度来看待“性”，秉持的是怎样的理念与态度。
上述的第一类话语是乐于谈性的，试图以科学的态度对话于忌性文化，甚至可以说是秉持积极的态度在正面地看待性行为，只是对“性”的理解过于医学化与简单化，而且经常与商业化共谋。第二类话语在反抗父权的压迫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只是是以强化女性的被动地位来彰显父权制的压制，且往往把父权制、女性之性简单化。第四类话语则更为直接地基于道德的立场主张对“性”进行约束，不管是直接地反性，还是借助疾病控制强调“性”所带来的“疾病”、“屈从地位”和“紊乱状态”。相比而言，二、四类话语都体现了一种针对“性”的负面和消极的态度；而一、三类话语在当下中国，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只是在反思与警惕医学与商业的方面有所分歧，以及在面对性与性别及其他社会因素的交叉性方面出现差异。只不过，很多人并不清晰一、三类话语之间的区别，经常统之以“性学”，尤其是当他们站在反性的立场之际，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混淆更为常见。
与第三类话语更为类似，或者说是从第三类话语中发展而来的一些论述，例如主张尊重“性”的多样性的话语、主张对快乐和性的身体抱以积极态度的话语、在对“性”的理解中强调人权的话语、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则支持从更加人文的、积极、乐观和肯定的角度来看待“性”。比如，从正面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中国的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性”和身体。比如，重新考察表现女性在“性”方面的能力的俗语俚语，如“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吸尘土”。如我在导论中已经分析的，这也是我们极力推动的理念。
相较于近年来的变化，以上的四类话语的总结，在现在依然基本成立，或者说影子都在，只是有些越发浓厚，有些日趋淡化；各自的表现形态与衍生话语、参与主体、相互之间的对话关系及论战性质在发生改变；其所在的国（境）内外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包括新媒体的技术发展也更为复杂地与各类性实践及话语产生交互作用。更为重要的，就迈向积极的性研究这个方向上，如果说十年前我的判断是乐观的与令人振奋的，称其为“权利与快乐的兴起”（潘绥铭、黄盈盈，2008），那么，在最近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种乐观的认识正在不断地受到质疑与挑战。
从对话的角度来讲，我在博士写作期间对于性话语的总结与分析，基本还是停留在静态的表述，并没有触及各方之间的力量消长。我对于以上话语类型的分析也偏向一种概括，更接近于“理想类型”，以便看清某种时态下性研究的生态。换句话说，不必然一一对应于某些人的论述。有不少人的论述，恰恰很有可能同时触及几类话语（而不自知），或者在不同阶段、不同语境，其意识与立场会有所改变与转移。也因此，纯粹的“性学家”或者“性积极论述者”，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性/别论述里，尚不多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清晰自觉的立场与论述，往往是在更为聚焦的对话与论战中逐步形成的。这个判断从逻辑上讲，同样适用于反性人士，只是，基于现实的观察来看，反性的力量因为更为贴近主流、更容易引起情感共振，而在一开始就往往比较坚定，只是发声与力量的强弱在不同时态之下，有所改变。当然，这个论断，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在研究与对话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有意识地选择性积极的视角，并秉持性的社会历史建构与人文立场。作为性社会学研究者，我们的对话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性的医学化，某些方面的高度政治化，以及某些方面的过度商业化，还有社会上对于性的否定态度。而女性主义在性议题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力量。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主要是通过研究以及媒体文章的形式来立论式地发声，甚至具有某种“启蒙祛魅”的色彩，涉及的内容与议题也较广，可以说没有明确、聚焦的“论战”对象，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社会抵制。在“无性文化”之后的20-30年里，虽然也有若干次比较聚焦的社会大争论（围绕着婚姻法的修订、性教育的开展等），但基本而言，性革命与性解放的话语，在8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遭遇很强的对手；对性持有正面态度的话语，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论述上被笼统甚至错误地归结于“性学派”而被二元地对立于“女权”，并在身体上遭遇反性大妈们的攻击！
潘绥铭老师曾经总结说，中国30年来的性变化已经不能用“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思维来分析，目前出现的抵制并没有针对性，因此对于21世纪的“性之变”的阻力已然“零散化”（潘绥铭，2013）。可是，最近几年的观察却如何春蕤老师所担忧的（2016），这种零散化又有逐步聚焦的趋势，所投射出来的背后的进步理念与若干话语，与台湾社会惊人的相似（至少在媒体上呈现出来的事件与趋势是如此）。
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性”的语境与情境，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即便是在敲下这句话的此时此刻，政治、商业文化、学术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博弈或共振关系，中国大陆与全球其他地区日趋复杂的关联与互动又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生态，影响着我对这种生态的认识与（难以）把握，影响着我此刻改稿时的措辞与表达？
2
对话生态的复杂化
以上述对于07年之前的分析为起点，在近十年里，我明显地感觉到在性/别议题上对话生态的变化，至少在表象上是如此。变化中的性/别生态，使我难以在此敲下定论，不妨就着墨于几股新兴力量与需要认真对待的新的对话点，并分析其与以往性话语的延续与断裂，及各方之间的合力与张力。
LGBT 的显性化以及运动形式的改变
首先，男同的MSM化及艾滋病化，或者称艾滋病的男同化日益凸显。
回溯到改革开放这个起始点的话，中国的同志活动，在80-90年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尚未浮出水面，主要以城市中各类隐蔽的“点”的形成（以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为空间的交友活动等）、家庭聚会以及热线的形式展开。对于男同组织而言，社群组织的显性化始于21世纪初中期，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在国内外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资金轰炸）下，各地纷纷组建针对MSM（男男性行为者）人群的“防艾”志愿者工作小组。据不完全统计，07年左右，具有组织名称的社群志愿者组织，在全国已经超过了120个（纪安德，2007）。大量资金及利益关系的搅动，也使得社群内部的复杂性开始凸显。这种搅动效应一直辐射至后艾滋时代（一般指2010年之后，国际项目撤出中国之后）。
与FSW类似，MSM这个英文缩写的单词进一步成为公共卫生乃至性/别圈子的日常用语，却缺乏溯源性的认识与批判性的思考。中国的艾滋病防治重点经由卖血、静脉吸毒、女性性工作者等人群，转移至男男性行为者。在不断报道的新发感染率的数字治理之下，艾滋病的男同化特点更加凸显，在混淆认同与行为的情况下，男同也越发被“MSM化”，而高校年轻MSM则更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中之重。公共卫生与各类新媒体（近年最为凸显、也是极大影响性/别对话生态的技术变化与社会变迁之一）的合谋，带来了新一轮的道德恐慌。即，家长们担心的不再或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是否早恋、发生婚前性行为，而是因为年轻无知受诱惑或赶时髦而成为（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毁了一生。
第二个显性的特点是LGBT活动的国际化。
后艾滋病时代，在主流社会的公共卫生与道德恐慌之余，LGBT组织与国际社会、国际NGO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社会，已不仅仅是西方（美国及若干欧洲国家），也包括与港台、东南亚等地的联系。国际组织的日益“粉色”进步（甯应斌，2013），加上国内政治管控的加强，促使大部分文化活动开始以电影节、文化月、骄傲节等形式在使馆、联合国的机构里面展开。全球酷儿化的口号、国际联动的加强也进一步反映在跨国交流、美国台湾等地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进程对中国大陆同运方向的影响。中国的LGBT，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被看见。此外，同性恋议题也在“进步与否”的标杆上以更加“政治化”的姿态与更为宏观的政治、国族主义等议题绑架在一起（陈逸婷，2017；福永玄弥，2017）。
相较于十年前，LGBT的权利诉求、反歧视行动的具体形式更为多元，与主流社会的碰撞也更为直接。通过行为艺术、个案诉讼（（状告教育部，广电总局，职场歧视，同性恋婚姻维权）、友好厕所的倡导等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拉拉组织，除了以往的沙龙与杂志，也更为宽泛地通过把研究作为倡导策略（如同语开展的口述史项目、反对性别暴力研究、生育领养意愿研究，以及支持青年人做研究，翻译相关文章与书籍），通过走进校园系列活动、法律咨询与倡导等形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而且在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了更为复杂的交叉关系。2012年以来，一系列引起社会关注的争取女性权益活动：光头行动，占领女厕所，地铁性骚扰等，以及阴道独白的排演，各类反暴力剧场，大部分是以年轻拉拉为主体。在反暴力、反对性别歧视等问题上，拉拉与女权走在了一起；只是在后期，在性/别议题上又有了更多的分歧。因为性别议题的加入，男同与女同之间的张力也更加凸显，体现在有关本质与建构的争论、同妻问题的立场、LGBT内部男女性别的不平等，等等。
另一方面，商业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的粉色经济。与LGBT有关的心理咨询与性教育各类培训的合作发展如火如荼。性与性别的医学化（反对矫正治疗，可是又在心理健康的意义上笼罩在新的治理术之下）与商业化（借助商业发声以及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或者依然是以性/别的名义赚钱），以另一种更为进步的面貌开始出现。这种进步的面貌，在挑战了原有带着强烈歧视色彩的医学体系与异性恋霸权、扩展情欲空间的同时，其所隐含的新的治理术可能带来的新的控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压制性的正统权力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商业化与资本主义带来的绑架以及福柯式的权力观，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时存在。这种并存召唤的不再是谁好谁坏的简单判断与某种单向的抵制，至少更偏向一种三国演义式的政治图景（借鉴甯应斌早期对于台湾性/别生态的说法）。
总体而言，通过多种表述形式，LGBT近期的运动重点，除了在社会上发声、反歧视、出柜问题，还触及婚姻平权、家庭关系与收养孩子等议题。亲友会、以孩子为策略获得家庭认可成为新时期的热点与策略（魏伟，2015）。家庭，也因为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与对象（朱雪琴，2016），并逐步在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对话中占据一席之地。
可是，在各类行动风起云涌的时刻，相对于主流的同运方向，又有哪些人群与现象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在整体的内部政治环境对于各类运动保持警惕、新一轮道德治理来临的时刻，我们如何思考同运内部的性等级？相对于日益洋气的LGBT做派，那些土里吧几的性/别少数、低阶层的MB、自称卖淫的妖的异类、对戴套和告知有疑义的艾滋病感染者、满口脏话与各类性别政治不正确的男同们、被标为性乱的LGBT们，是否依然有生存的空间？台湾社会主流同运的日益高大上与纯净化之风，多大程度上已经飘进了大陆（或曰共振、联动）？在争取权益的同时，是否会带来其他领域的性污名？社群内的身份政治是否已经形成？主流酷儿化，如何警惕其酷儿主流化的风险？在中国大陆，如何理解“酷儿”，如何实践“酷儿”？在“酷儿”日益时髦化的同时，是否有另一类“酷儿”论述的可能（比如在2017年我们的会议上听到若干学者与实践者的“烂屄/lanbi”论述）？
这些都依然是有待讨论或者发展的问题。时至今日，LGBT的政治性及内部的复杂性与权力关系，不容忽视，卢宾的性等级划分标准的变动与日益细化不容忽视（2017年性研究会议及研讨班上何春蕤老师、丁乃非老师、游静老师，以及我自己的发言都对此有所强调）。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在境内外、国际联动越来越及时和加强的当下，仅仅用“中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本土”话语来拒绝反思，只能是自欺欺人。
这些新时期中国大陆LGBT的发展特点，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思考。这种挑战与思考，因为指向性/别内部，具有反思新道德进步主义的意涵与自我批判的色彩，相比于批判主流文化、国家权力来说，更为不易，更容易带来内部的紧张关系，也更需要对话的策略。
2
新女权，激发了旧论战
2012年以来的一系列青年女权行动： “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等带来了“女权元年”的称号（魏伟，2015）。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在3月7日准备反对公车性骚扰的行动而被抓捕，却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名声。这股新生的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女权行动派，或者简称新女权，以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女性主义。后者发生于国家主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在市场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不断面临新的议题与挑战。相比于有着较强体制支持及学院特点的主流国家女性主义，当下青年女权行动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更加的复杂与多变，与国际女权的联动性也更强。她们的行动力强、与性少数（尤其是拉拉）互动更多、更积极迅速地运用（新）媒体、影响力也更大，其“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与西方背景的关联也导致了在国内的政治敏感性更强。
更为重要的，在性议题上，主流的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基本处于消声的状态。但是新女权却宣称“性很重要”，重视女性的性自主，对于跨性别、拉拉议题有更多的交织与支持，在对待性工作、性骚扰等议题上有着直接的介入，也更为主动地挑起与性权派的论战，积极地塑造一类参杂了强调女性性自主的论述（在谈论女性性高潮、身体自主，肯定同性、跨性别议题方面），同时又基本只看到男权社会、性别压迫，容易以结构性、女权来压倒个体自主与性权（在性骚扰、性暴力、性工作的议题上）（何春蕤，2016）。在更为主动地质疑性权（或者被斥之为性学）的问题上，往往透露出很强的“受害者”情结、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话语体系。任何对性骚扰扩大化的质疑、对性工作的肯定，容易被扣上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缺乏性别与阶级视角的新自由主义的帽子。
这些新女权的论述，通过厦大教授被控骚扰学生而发酵的惩治签署事件、柳岩事件、东莞扫黄等性/别事件（宋少鹏，2014a, 2014b；朱雪琴，2016），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来势凶猛。在性/别生态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也将是我们对话的重点之一。只是，在中国大陆新出现的论述与论战，在80年代的美国（Vance，1984），以及90年代以来的台湾（何春蕤，2010,2011），都已有过多次论述；尤其是台湾国家女权主义对于性权派的指责与相关论述，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全球联动大于本地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旧论述。
即便不去回溯80年代美国的性论战，下面这段台湾学者对于90年代以来台湾国家女权主义在性议题上的典型看法，几乎可以完全不变地被移植到大陆新女权的有关论述中。
“…除了提倡女人与国家合伙、北欧福利国家式的公私融合之外，刘毓秀还力陈以教育和法律介入改革两性不平等之迫切需要，因为现行的两性关系在刘毓秀看来，深刻地被充斥台湾的色情交易文化所扭曲。因此，‘去工具化’和‘去商品化’为实现性别平等社会之关键，而根据刘的说法，在这样的两性平等社会里，人人才得以自在享有欢愉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在下面一段话，指涉了自1990年代中期以降由何春蕤与卡维波等女性主义异议份子所倡导的性解放/酷儿运动，以进一步申述亲密关系的意义：
性应被视为亲密关系的一环，应受强调的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性，而是性的正面力量，与欢愉自在的亲密关系。因此，压抑性固然不对，但是只强调性，或过度强调性，以致忽略性与其他因素的冲突或共振，也不足取法。我们应该了解，性和身体牵涉着整个人，以及整体社会；性和身体的解放措施，必须放在整个人和整体社会的大架构中来看，才不至于顾此失彼，以致越解越结或导致解体。
刘毓秀对性的顾忌显然盖过了她想展现某种有别于禁欲式女性主义的开明立场。在将酷儿运动对性公义的追求化约为‘只要性’的情况下，刘毓秀强调，‘性’必须被她所设想的整体所统合，否则‘过度强调性’会引发崩解文明社会秩序之大灾难。…”（黄道明，2012:183-184）
这段有关刘毓秀对性自由派的评述，跟大陆新女权最新对于性权的批判如出一辙。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议题的争论上，大陆与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差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只是会出现时间差。而缤纷复杂的各类现象，其争议的背后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越来越集中“女权-性权”、“结构-个体”的论述上，甚至更为狭窄的，对待“性”的态度上。
台湾学者何春蕤，在“打破死结：从女权到性权与结构到个体”（2016）一文中，更为聚焦地从历史社会脉络来回顾台湾当年“女权－性权”的概念对峙在台湾女性情欲议题上的浮现，以及这些议题在最近大陆的发展；剖析女权-性权，结构-个体这类二元框架的局限性以及试图以女权代替性权、结构压制个体的逻辑思维所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也想看看事隔20年后，在新的社会情感和国际现实里，‘女权－性权’和‘结构－个体’这样的二元思考框架正在凝聚起怎样的人权道德命题，又如何让这些道德命题堂而皇之的上升成为全球称霸、无可挑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在这些论争之中，“受害者”话语又如何再次得到彰显。
这样的观察与论述，提出的问题与质疑，同样适合今天的中国大陆，一句“政情不同”远不能抹杀在性/别的议题上，出现的相似性与连续性。所不同的是，如我在导论中提及的，台湾的妇权派与性权派的论争，首先出现在女权主义内部，而且妓权派基本是被从主流女权主义的阵营里被剔除出去的（何春蕤，2016；王苹，2016），而目前大陆的相关争议，却主要不是来自女权主义内部，基本上来自不同背景的两股力量。
就大陆女权/女性主义内部而言，尽管在认识到性的重要性、强调女性性自主等议题上，新女权与老一辈的主流女性主义差异很大，但是，在对待性骚扰、性暴力等议题上，在认为性别不平等涵盖性议题，结构性压力之下个体自主（尤其是弱势女性）无从说起等论题上，在判定性工作者非罪等同于阶级与性别的盲点而提倡罚嫖不罚娼等论述上，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也依然是相似性多过差异性。新女权，开始更为主动地建设性领域的论述，创建自己的“性自主”认识，而这种认识，显然不适合处于弱势的女性（比如小姐、比受骚扰的女性）。在有些学者的论述中，这种“性自主”实质上也是一种对性的表象甚至假象肯定，以彰显自己的开明与进步。而对于“只有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才存在真正平等的性关系”此类论述，在我看来，也只是不接地气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想象也无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是以忽略、压制现时背景下的某些边缘群体为代价，如果走向跟某些权力机制的合谋，从而加剧性等级与性压迫，则显然是有问题的。只是，“受害者”类的话语，为何如此容易获取造势，与某些左派论述如此无缝衔接，又如此不容质疑，恐怕是肯定性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真与之对话的问题（何春蕤，2016）。
3
年龄的性政治：青少年的崛起
相比于十年以前，年轻人在性/别领域日发凸显，在被治理的同时，也逐步成为治理者。即，这里不仅仅是指青少年议题如何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道德治理的主体（通过公共卫生的话语、对多元性别的恐慌，以及近日里校园欺凌的各类报道），也指向年轻人如何成为性教育的实施者、扩散者，以及性/别论述的生产者。这两个面向所涉及的“年龄的性政治”，既有80年代以来性话语的延续，也有新近出现的发展与变化，与前面两部分的内容（LGBT发展以及新女权的发展）既有交叉，又有不同，我且把它单列为第三股重要的新兴力量与对话点。
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与儿童，经常被作为“无辜者”而纳入被治理的对象范畴，以作为反对性自由的利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认识了。在中文文献里，最多的也是有关性教育、大学生的性议题（黄盈盈、张育智，2016）。我在前面也已经论及近年来，公共卫生的关注点聚焦在大学校园的MSM行为和新发感染率，以及在此基础上被放大的性与多元性别相关的道德焦虑。
此外，大约从2014年开始，反对校园霸凌，争取友好校园的紫色行动已经在国际组织的带动之下，飘进中国的大学校园。而这股紫色之风，就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在广为报道、广受评论的有关中关村二小的学生欺凌事件中再次发酵升温。针对青少年的暴力，安全校园等议题，因为更为广泛地触及社会的主体人群，在新媒体的放大之下，迅速地引起关注。时不时炸出来的“恋童”事件，更是挑动大众的神经，几乎任何些微的质疑甚至迟疑表态，都会被“乱棍打死”。尽管个别人提出“过度保护”的风险，尽管大陆的文明化进程也远没有台湾厉害，但是社会的娇贵化趋向在中国大陆正在加快步伐。如何春蕤等学者所提醒的，与台湾的少子化相比，20多年的独身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也在如何育儿、如何对待青少年的安全等问题上更为凸显，更容易迅速聚焦焦虑的情感与政府介入惩罚校园暴力的呼声（何春蕤，2011，2017；赖丽芳，2016）。而这种治理的呼声可能带来的风险，尽管台湾学者不断地在思考、反思、警示，但是在大陆显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也是我们在今年8月举办“性/别理论与运动的台湾经验”论坛的主要意图之一，也是筹备2017第六届会议的重要对话背景之一。
另一方面，早期经由艾滋病防治项目以及各类国际发展项目所引入的“同伴教育”，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在最近几年有了迅猛发展，青年人作为性教育的主体，借用新媒体的力量，运用夏令营、培训班等形式，更为显性地出现在社会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北师大刘文利教授所带动的流动打工子弟小学的性教育项目、方刚等人所在中小学以及社会上所开展的性教育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玛丽斯特普的青年性教育系列以及新金赛机构所策划的性学培训更是不断地发动了青年人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包括高校与社会上）巡回开展。尽管，各方的主体与背后的推动力不一定一致，但是，不管是非盈利的NGO模式，还是商业化的运作，在总体上型塑了一股逐步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性教育”运动力量。
“年轻人自己组织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先进性与年龄身份的正当性，这也是国际组织努力推动与扶持的理念之一。在挑战权威、青年人“被治理”的话语体系之下，“年轻”人的主体参与非常重要。可是，在感受到激情与行动力的同时，“年轻”的资本与年龄政治所带来的隐患并没有被足够地意识到。在把性教育做成运动与项目化及商业化的时候，历史沉淀与复杂思考也很容易丧失空间。“年轻人自己发起的性教育”，在缺乏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的背景之下，往往会忘记自己也是被社会规训的主体，反映的到底是哪方的立场与政治性，其背后的知识图示以及与国家力量、性医学与性商业为主导的性学流派的关系如何，也将是一个问题。这种警示，如果不被正视，或者将其仅仅视为“为反思而反思”或者“找茬”，将会成为放大而不是质疑我们试图与之对抗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提问，也因为涉及到更为进步的意涵，而远比挑战权威来得艰难。但是，两边不讨好的话也总得有人说，我们不得不“未雨绸缪”，做好认真对话的准备。
4
反性大妈们的奋起抵抗
在性/别的舞台上，还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近年来奋起抵抗的反性大妈们。
大妈们以《反色情网》为大本营，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平台，连续制造事端，更以2014年西安性博会门口的砸场式演讲以及大连“砸鸡蛋”事件为高潮，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介入。这已经超出了闹剧的范畴，而需要被作为一股抵制力量并入性/别的对话生态内加以分析。
在这些大妈们的演讲中，除了情绪与词汇的激烈，言语及行动背后渗透了三个核心论调：西方阴谋论、传统纯洁论、色情祸国殃民论（黄盈盈，2014）。这些论调以及背后的逻辑并不新鲜，但是在沉寂（或者被弱化）了20多年之后，在时下重新兴起，而且是以“反性大妈们”的形态兴起，却需要引起新的关注。
“西方阴谋论”这个意识形态的老论调，体现出那种“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阻挡于国门之外”的思维的死灰复燃。只是，这个论调得到的大众反应已经今非昔比，觉得可笑者居多。
相比之下，“传统纯洁论”的附和者更多一些，认为性博会有违中国“严肃的传统性文化”。但是，如以往那些希望“回归传统”的话语一样，这种“传统”依然停留在一种想象。对于传统是什么，哪一个传统，哪一种性文化，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与论述。房中术、春宫图、秘戏图、妻妾成群、余桃断袖、磨镜自梳、青楼文化、明清艳情小说，这些显然都没有被纳入“传统”的视野。当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丰富的古代性文化来批判西方近代性压抑的同时，这些大妈们却构建出这样的“传统的性纯洁”来批判“西方传来的性自由”？这里面的深意确实值得反思。相比于大妈们对优良传统的口号式呼唤，近年来试图以康有为的思想为基点的新儒家对于“传统”的关注以及相关的性别论述（尚未有清晰地对于性的论述）可能更需要引起警惕。
“色情祸国殃民论”的市场更大，而且典型地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反性逻辑，与手淫有害论、色情毒害青少年（以及成人）、卖淫破坏家庭、同性恋阻碍人类发展等等类似，最终都会导致家庭破裂、道德败坏、社会不稳定，甚至文明退步，人类毁灭。“如果…就会…”的无限推论在这样的反性逻辑里，再一次强化了性/别的魔鬼学。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大妈的行为越来越有组织。在反对“性博会”的论战中，她们自称是“平民百姓、女性、母亲”，把“性博会”则定性为“政府、商家、（性学）专家”是后台。这样一种建构在当下中国社会是很讨巧的，而且很容易赢得正当性，能迅速聚集社会上某些人群的同理心与反性情绪。可是，她们背后的推手又是谁，经费是哪里来的，是否有宗教力量或者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却在道德呼吁中被忽略与“纯洁化”。
“性博会”的问题在于其所彰显的强烈的商家趋利化和消费主义，在这点上，反性大妈们并没有说错。可是，这不是“性博会”独有的情况，而其他市场化现象却并没有引起大妈们的质疑与攻击，其实质是反性，还是反市场？有人指出，生殖健康和性知识的展示、消除性/别歧视的讲座，也都穿插于“性博会”之中，这恰恰可以削弱甚至消解“性”的被神秘化，有助于促进学校、家庭、社会的性教育。可是有支持大妈者又连连发问：我们有必要扯掉“性羞涩”的那层面纱吗？有必要打着文化的旗号去为性用品商家鸣锣开道吗？有必要以政府的名义去变相为色情松绑吗？ 这样的发问，其实质又是什么？
这样的咄咄逼问，透射的是民众对于政府、市场、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其背后是忌性的立场。更一步，肯定性自由的言论，被认为过度地肯定市场化，从而被冠之以“新自由主义”帽子，而被抵制。参与抵制的，除了反性大妈们，还有之前提及的部分新女权。当女权加上左派论述的时候，几股反性的力量很容易汇聚，不仅具有道德的威力，更具有性别的、阶级的论述。而政府，则被认为在纵容这些过度市场化的行径、从而纵容色情的泛滥。也因此，在相关联的性/别事件中，呼吁政府对于色情的管理。在这种论述逻辑里，政府、市场与性（西方）自由派的共谋，导致了中国的性问题。在这种认识之下，政府主导的2010年以来的大规模扫黄、2014年以来的净网行动，政治挂帅的性治理，或者说为了政治目的的性治理，似乎完全被抛出视野之外。
续
性研究ing
你想要的性研究
都在这里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